建筑师菲奥纳·斯科特(Fiona Scott)说：“我讨厌陈规陋习。男性建筑师往往是相当敏感的、有美术才能的人，并且认为由女性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更富于曲线美的、有触觉感的或色彩斑斓的是不好的。但我不认为许多妇女有那样的想法：我设计的理想项目应当是一个大块头。”

扎哈-哈迪德设计的，位于阿塞拜疆巴库的阿利耶夫文化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

　　菲奥纳·斯科特是著名的戈特·斯科特建筑事务所(Gort Scott)的负责人之一。她目前正在休息产假，但同意在东伦敦的一家咖啡厅接受我的采访，谈谈性别是否影响她的工作。她讲述了目前在工作的女性建筑师和那些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的建筑师之间的代沟，她们中有一些人感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2013年的一次请愿尝试，未能使女性建筑师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成为追加的获奖者。她的丈夫及商业合作伙伴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获得1991年普利兹克奖(Pritzker)，但这个奖励仅仅授予罗伯特·文丘里一人。

　　菲奥纳·斯科特说，关于妇女不可完全信任的说法不是少见的。但这些天有女性的优势。我一直认为在这个领域的妇女有一种好处。因为你要引起注意不须做很多事情。并且，如果你的构想有好的地方，那么，人们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巴西圣保罗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丽娜-博-巴尔迪和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

　　菲奥纳·斯科特说：“认为妇女没有进行宏伟构思的才能是错误的。”——即使那样的构想经常与严重的自负有关。她提到了巴西现代主义建筑师丽娜·博·巴尔迪(Lina Bo Bardi)。最近在巴西和意大利庆祝了丽娜·博·巴尔迪诞生100周年。她还提到了多个奖项获得者谢丽·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

　　但是，菲奥纳·斯科特承认，尽管她对建筑非常感兴趣，在她的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是在与困难拼搏。她去参加社交活动，与许多人交谈，累得精疲力竭。

　　她说：“你发现自己感到没有话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人们不听你说，你的信心就会降低。我真的想要一个女导师，，我知道我需要整理我的思想，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思考了很多东西。”

　　在讨论如果妇女建设城市会怎样不同时，(或至少在怎样建筑或改建城市有更多的发言权时)首先是观察在目前的情况，在全世界的情况，甚至观察一些国家，那里的妇女有很高的地位，但那里开发城市的重要决定由男性决定。

　　也有富于灵感的女建筑师，规划师和城市的政治家，而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书《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也许是最著名的一篇有关城市设计的文献。

　　但是，全世界的建筑·环境专业——特别是它们的最高层次，仍然是男性占主导地位，超过其他领域，如教育或健康领域。

　　在英国，在我研究了这篇文章。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2009年和2011年之间，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女性数量从占员工的28%下降到21%。

　　城乡规划协会主管凯特·亨德森(Kate Henderson)在接受采访时说：“建筑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男性主导的产业”。

巴西圣保罗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丽娜-博-巴尔迪和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

　　在一次城市规划专家的网上聚会上，环境工程师莎拉·贝尔(Sarah Bell)对本记者说：“关于我们的情况是，在我们上大学之前，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打算学物理。”

　　换句话说，她在女子学校的教师没有提醒她，她可能是唯一的学物理的女孩。目前只有14%的英国工程与技术专业的学生是女性，而只有7%的女性工程师。这就使英国成为欧洲的上述方面的女性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显然，在个人层面，这样的失衡问题更突出。在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女人可能会觉得孤立;在男性老板按照他们想象雇用和提拔员工时，女性可能面临歧视。

　　承认女性建筑师与男性的差异

　　但在宏观层面上如何呢?缺乏女性，对建筑师、开发商和规划者的工作有大的影响吗?如果更多的女性来做设计工作，新的房屋，街道和办公楼的外观或感觉有任何不同吗?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温迪·戴维斯(Wendy Davis)是“女子设计服务公司”(Womens Design Service)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机构是第一批女性建筑—环境团体。在70年代温迪·戴维斯是伦敦的建筑系学生，戴维斯说，她和其他人是“提出附带学习这个课程的”。

　　你必须把你的设计方案贴在墙上，并且每个人都要这样做。这是非常积极的，女性全都参加，并且强调合作。

在伦敦北区的汉普特西斯(Hampstead Heath)妇女在女性游泳池里游泳。

　　建筑专业的男子汉风格，促使这些妇女团结在一起，但她们做了有实质的工作。戴维斯说：“似乎没有人看出设计上有任何性别问题。”

　　戴维斯说：“纠缠我的一件事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念——每一个人都应当按一个人的尺度工作。实际上，这种观念不好争辩。但他用来显示这种工作的数据是6英尺高!一般而言，妇女较矮小，那么儿童呢?”

　　“女子设计服务公司”向需要的团体提供咨询——包括草图和设计方案，并且提倡有更多的家庭氛围的的空间，包括给孩子换尿布的地方和便于轮椅通过的斜坡。它还开拓关于妇女的安全的研究，并且发行了一种小册子——《妇女方便处》(At Women’ s Convenience)——谈有关公共卫生间的问题。

　　虽然这项工作很重要——女性厕所排长队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年青一代的建成环境的女权主义者都渴望表明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菲奥纳·斯科特说，太多的重点放在性别歧视上，这些天感觉“不酷”。

　　建筑师凯瑟琳·格雷格(Catherine Greig)，曾经从“女子设计服务公司”租用一个书桌的空间。她现在管理设计工作室。她说：“我不断思考，如何超过解决洗手间问题的水平!”

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书《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也许是最著名的一部有关城市设计书籍。

　　凯瑟琳·格雷格说：“我们的事务所的前提是以人为中心。我考虑了性别、种族、社会经济背景、年龄等问题。有很多群体变得边缘化。我认为年青人有与我们大多数人不同的城市体验。”

　　她说：“所有这些平行生活在继续，而且感觉从一个特定角度的东西是相反的。即使城市是被女建筑师设计的，她们仍然会是一个很狭隘的团体。”

　　一些女性，例如凯瑟琳·格雷格和菲奥纳·斯科特与青年的一代一致的地方，就是明白他们是有数量优势的。并且在男子与女子工作的差异问题上有一种信念。

　　凯瑟琳·格雷格说：“如果我说我不知道性别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差异，我是在撒谎。甚至当你在学习和培训的时候同，你就认识到，这个领域确实是男性的天下!我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全部自我联系，是与我是一个少数派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

　　了解关于20世纪70年代女权冒险乐园活动——当时的活动分子为青少年的游乐场地奋斗，是凯瑟琳·格雷格了解“每个人怎样参与思考怎样打造城市”的出发点。

　　当然，有在利润率方面妇女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感兴趣的专业。这些妇女认为她们往往比男同事更务实，有更多的协作方式做出决策，并且能更好地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部分原因是生理上的差异：女性身材较矮小;要生育小孩和哺乳孩子;在天黑之后有不安全感。

　　女性在建筑专业上处于边缘化的状况，也加重了她们像某些弱势群体的意识。这些弱势群体有小孩、老人或残疾人。

　　规划师利亚纳·哈特利(Liane Hartley)是女性网站“城市规划专家”(Urbanistas)的共同创立者，并且在经营社会企业Mend公司。她说：“非常敏感可能是女性的另一个弱点。就是考虑问题非常细致。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他们不将城市让妇女设计会有不同吗?”

　　她说，我不认为有许多女性认为，“噢，我的理想的项目将是一幢巨大的楼房。”

　　那么，这样一个城市将是什么样子，它存在吗?

　　设计对女权主义或弱势群体友好的城市

　　我在伦敦北区的一幢寓所里，会见了城市人类学家卡罗琳·摩斯(Caroline Moser)。摩斯现年70岁，是在伦敦大学发展规划系从性别的角度研究规划的先驱，并且在拉丁美洲贫民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她的脚伤正在痊愈过程中，但她同意与我一同散步，让我看看不同性别风格的城市设计是什么样子，以及规划师和建筑师更例行公事地考虑问题，我可能会看到什么。

　　摩斯说：“这是建成环境的对照，但也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女性的最不可思议的空间。”当时，我们正走过汉普特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走过公共网球场和幼儿乐园，走向一个深受老年人喜欢的咖啡厅。

巴西建筑师丽娜·博·巴尔迪(Lina Bo Bardi，1914-1992)摄于1938年的照片。2014年是她诞生100周年。

　　女性游泳池就在附近，她说，这是“承认妇女需要自己的空间的证据”。

　　卡罗琳·摩斯认为建筑事务所应对实际的性别需求加以区别，例如未成年人或洗手间需要的高脚椅子，以及重要的设施——例如政治性的设施或妇女娱乐设施。

　　她说：“你必须明确地表现妇女的团体作用，”并且强调，建成环境不仅意味着建筑和公共空间，而且意味着“其中之人的生活方式”。

　　伦敦的这种树木繁茂的和豪华的角落，似乎远离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城市发展。但多用途的公共空间，例如这些——为所有年龄和收入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了资源。这是卡罗琳·摩斯设想的城市概念。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德洛丽丝·海登(Dolores Hayden)在她的 1980年的文章《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What Would a Non·sexist City Be Like)里，说这样的城市“将是超越传统定义的家庭、街区和工作场所”的地方。

　　从那时起，其他的人接受了这个观念：对妇女有利的城市将是在家庭之间的分隔更宽松的，并且工作不那么死板，以致使家庭工作被看作一种生产活动，对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照应不与经济生活分离。

　　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分隔往往是人为的，在发展中世界的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经常被忽视。

　　女权主义者不是，并且从来不是唯一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环境的情况人。圣保罗的最近批准的“战略计划”，受到许多人支持，这是一种将有更多的人参与城市发展的决策，和有合理的设计过程的模式，

　　但专家，例如城市规划师亚斯米纳·比比贾(yasminah beebeejaun)强调，规划的“性别政治”长期被淡化。她指出，例如，由于跨党派的支持，“花园城市运动”将在英国复苏，这曾经是移动妇女走出城市中心的做法的一部分。由于道德上有疑问，这种做法在20世纪初引起关注。因为男子将乘通勤车上班。

扎哈·哈迪德为卡塔尔2022年足球世界杯比赛设计的瓦克拉体育场(Al·Wakrah)。

　　她补充说，我们都被教导去追求有私家花园的单一家庭住宅。这种住房比公寓需要更多的维护，更可能导致有不爱出门的主妇的养家模式的家庭。

　　卡伦·利维(Caren Levy)指出，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容易被骚扰，妇女甚至不能出门。卡伦·利维曾经为卡罗琳·摩斯工作，现在是伦敦大学的一名教授。卡伦·利维研究公共交通——这个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有令人恐怖的犯罪——例如2012年在德里的公共汽车上发生的帮派谋杀案。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悲剧，他们提供的情况证明，在制定战略性的交通规划时，女性必须纳入考虑。利维说，性别问题仍然在政策辩论的边缘，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如果你不首先谈论人的问题，并且有受技术官员影响的规划基础，谈论性别的问题是很难的。”

　　这些专家对这个问题——“对女权主义或弱势群体友好的城市存在吗?”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样的地方可能在决策的过程中。在很多地方是没有这样的设施的。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城市已经在构想和建设这些妇女的规划者希望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没有妇女，和其他人分享性别规划目标，没有一个城市更新项目获得需要的政治权力或获得资本。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并且距离紧迫问题一百万英里。这些问题是负担不起购房屋的钱和无家可归的人增加;工作场所托儿所缺乏的思考;关于在公共场所哺乳的问题的持续争论;或担心到女性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更容易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或受伤。

　　这些问题显示了建成环境的公众讨论的更有成效的方向。而不是最近发生的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卡塔尔世界杯体育场类似阴道引起的争论，或我们考虑最新的摩天楼是什么样子。设计是一个女权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惊喜。